80年代初,日本攻下了全球30%的DRAM存储芯片市场 ,80年代末,日本攻下了55%的市场,远远超过美国的企业。由于日本半导体企业采用了售价永远比对方低10%的战略,和大量生产DRAM储存芯片的过饱和供应策略,使得4K DRAM存储芯片的价格从100美元暴跌到5美元,跌幅达到90%以上。
很快,美国半导体企业撑不住了。
1981年,美国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利润下降超过60%。
1986年,是英特尔(intel)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净亏损1.73亿美元,裁员超过7000人,也是有史以来英特尔唯一亏损的一年。如果不是IBM出手相助,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英特尔了。
于是,日本半导体企业在世界上取得了TOP1的绝对优势。日本富士通甚至打算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80%的股份。而仙童半导体公司,是硅谷的“西点军校”,为硅谷产生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为硅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没有开心多久,美国出手了。
硅谷之父、集成电路之父、仙童半导体公司和英特尔创始人——Robert Norton Noyce
以罗伯特·诺伊斯为代表,美国硅谷剩余芯片企业决定建立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以应对日本企业的竞争。
SIA经过几年游说,获得了:将资本所得税税率从49%降低至28%,推动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成果,但是仍然没有获得政府的关键支持。
1985年6月,SIA决定通过舆论造势,引起美国社会关注,用了一个今天我们仍然能看见的大招——状告日本芯片企业的发展,将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看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熟悉呢?
同年,美国政府终于出手了,美国对日本开启了自己最拿手的——贸易战争。
请注意,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芯片战争。
1982年,美国FBI特工伪装成IBM工程师钓鱼执法,也就是“IBM间谍案”,同时也被称为“20世纪最大产业间谍事件” 。
1981年11月,林贤治奉日立公司指派来到美国。在佩利的牵线搭桥下,他认识了“格兰马尔咨询公司”总裁哈里逊。有一天,当林贤治表示想聘用IBM公司即将退休的高级经理时,哈里逊乘机推荐了卡拉汉。此后,哈里逊和卡拉汉同林贤治频频接触,并很快成了“好朋友”,几乎到了推心置腹的地步。当感觉时机成熟后,林贤治便向两位美国“朋友”摊牌,请求他们设法提供IBM公司最新产品的情报和资料,并许以重金。眼看自己的计谋成功,老谋深算的哈里逊又一再故弄玄虚,在酬金问题上漫天要价,直到林贤治答应给52.5万美元时才答应成交。
林贤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一言一行都在美国人掌握之中。为了取得足够的证据,FBI对林贤治和哈里逊的每次接头和谈话都进行了录音监控。
1982年6月22日,林贤治兴冲冲地带着电脑软件专家大西勇夫,赶到“格兰马尔咨询公司”取货。不料,几个陌生的彪形大汉突然闯了进来,两人还没反应过来,双手就被紧紧铐住。
就在同一天,日本三菱公司的工程师木村也糊里糊涂地落入了FBI的圈套,当他带着窃取的IBM公司一份高级技术资料准备回国时,在旧金山国际机场束手就擒。
这起经济间谍事件曝光后,很快就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产业间谍事件”。针对日本公司的窃密行为,美国舆论惊呼,日本工业间谍对美国“硅谷”的冲击不亚于40年前对珍珠港的偷袭,因此称之为“新珍珠港事件”。
此次事件后日本计算机行业元气大伤,日立、三菱接受美国派人入驻企业,进行商业督查。
▲美国动用法律手段,在日本逮捕了东芝半导体两位高管
▲美国议员砸东芝收音机
1986年初,美国裁定日本DRAM储存芯片存在倾销的行为,对日本征收100%反倾销税。
1986年末,日美签订《日美半导体协定》。
协议一、要求日本打开半导体市场,美国半导体在日本的市场份额必须达到20%以上。
协议二、严禁日本半导体以低价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市场倾销,售价需要通过美国核算成本才可定价出售。
协议三、禁止日本富士通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
除此之外,美国根据《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01-1310节的全部内容,对日本开启多次“301调查”。其主要含义是保护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利,对其他被认为贸易做法“不合理”、“不公平”的国家进行报复。
在美国与日本的第一次“芯片战争”中,美国还开启了两个第一。
分别是:第一次对盟友的经济利益进行全球打击;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贸易争端升级到国家政治层面。
经历了美国一系列的制裁后,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在90年代初放缓了增长速度,出现了排名下滑。美国英特尔、摩托罗拉等公司顺势发展,逐渐崛起。
虽然日本企业受到了严重制约,但是前期积累的优势仍然十分可观,美国此时仍未取得领先优势。
90年代初,真正打倒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公司,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
Part1:《40年前的芯片战争,日本企业是如何输给美国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