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理论从历史记载来看是从唐朝开始萌芽的，当时出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等，在宋朝发展成诗话形式，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严羽《沧浪诗话》最有影响，开后代诗话风气，形成一种文体，明清两朝仍兴趣莹然，至王国维《人间词话》时臻于上境，然发展到今天却泛滥成灾。
古人诗话多是围绕诗来品诗，三句话不离诗，是真理论。今人论诗多关注诗外事，显得虚伪。今天的评论家大都没话找话说，多鼓吹，捕风捉影，离开了文本。宋朝以前诗人基本不谈理论，而其诗空前繁荣，艺术硕果累累，在于其真心为诗，自然而出。宋朝以后诗人迷于理论，囿于理论，工巧心计，诗歌每况俞下。今天一些诗人大谈理论，高树旗帜，苟于钻营，辛勤朋党，诗已面目全非了，只有人，没有诗，“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废话”是也。一个以理论起家的诗歌流派，其诗还有多少看头？抽去理论，等于剥光其衣饰，再看看其诗，不忍猝读。非诗因素大于诗因素，严重背离诗歌原则，将亡不会太久。
今天的诗人不缺乏思想理论、文化姿态、行为观念，缺的就是语言的呈现，从他们的诗作里我们很难看到汉语本身所具备的丰富性表现特征，关于气象、神韵、格调、语感、空间、形象、意境、格调，心情，兴趣，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余怒强调的“快感”等等鲜少有见，有的只是矫揉造作的谩骂、日常情绪的发泄、词句的简单罗列与分行、顺口溜、会议记录、广告通知、捉襟见肘的知识伎俩。
我们可以用抽去理论与背景的方法，从语言角度，检验一下今天任何一个诗歌流派、任何一个诗人的诗作，就可以明晓何谓真诗歌，真流派。今天派、他们、非非、莽汉、知识分子、伊沙、赵丽华等，恐怕无一人无一派能够幸免。剥光了衣服后，我看以上诸位都要脸红。
诗人北岛作为今天派或朦胧诗的代表，在当下诗坛的地位是崇高的，几乎被许多诗人和评论家奉为神明。第三代诗人PASS北岛，也没能够撼动其历史地位。作为一代人从政治的大梦醒来的代表人物，如果抽去了时代背景，他还能“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你在雾海中航行 /没有帆 /你在月夜下漂泊 /没有锚”，“ 他睁开第三只眼睛 /那颗头上的星辰 /来自东西方相向的暖流 /构成了拱门”, 我看到的是一个单调的、重复的、飘渺的、不知所云的北岛，一个在汉语言上毫无建树的北岛。一个由评论家集体打磨出来的以政治抒情驱除政治抒情的诗人，所谓时代代言人的北岛，实际已沦为诗歌这门艺术的牺牲者。
诗人韩东、于坚、杨黎之类，可算当下诗坛的巨头人物，然而他们可算有诗心却无诗力。
诗人韩东，扯着嗓子喊着“诗到语言为止”，但可惜的是他从未看见到诗歌语言的本来面目。他对诗语言的认识只到“他们”，离“你”还有一段距离，更何况“我”。“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诗歌这座艺术之塔，韩东也只能在表面溜达溜达，而无法触及内在风景。“这些年，我过得不错/只是爱，不再恋爱/只是睡，不再和女人睡/只是写，不再诗歌/我经常骂人，但不翻脸/经常在南京，偶尔也去/外地走走/我仍然活着，但不想长寿”，“九五年夏至那天爸爸在天上看我/老方说他在为我担心/爸爸，我无法看见你的目光/但能回想起你的预言”，韩东在诗歌的分行形式下，除了在说废话，实在再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总之没有艺术性，也看不到语言的创新，而汉语丰富的表现力被抹杀得一干二净。韩东在解构文化意义的同时导致了自己作品的平庸、肤浅而无聊。
诗人于坚，有着巫师或乌鸦般的清醒认识：诗言体。他感觉到了诗的象，“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然而奇怪的是他写诗时犹如那个故事中的一个盲人，只摸到了象的肚子，平平板板的一堵“墙”。“建筑物的五楼锁和锁后面密室里 他的那一份 /装在文件袋里 它作为一个人的证据 隔着他本人两层楼 /他在二楼上班 那一袋 距离他50米过道 30级台阶 /与众不同的房间 6面钢筋水泥灌注 3道门 没有窗子 /1盏日光灯 4个红色消防瓶 200平方米 一千多把锁 /明锁 暗锁 抽屉锁最大的一把是“永固牌”挂在外面”，《零档案》是一种散文、小说、公文式的翻写，被评论界鼓掌，代表今人对诗歌写作的最大误解，以为诗歌就是词语排队，搞个新花样就是诗。如果把《零档案》作为一篇新型小说来读，或者作为一种新文体来解读，那倒是不错的创新，那样可以说是因为它吸收了诗歌的一些东西，但说是诗歌，我不敢恭维，那只能是拿着诗歌的帽子哄人的玩意。在于坚《事件》系列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同样是对环境、事件不厌其烦而详尽的散文化的描写，把诗歌弄得更像是解说词，词语充塞，意思明白无误，使读者只有被动接受，不能于文外驰骋。所以汉语诗歌氤氲的诗意、浑然的想象、诗外空间，在于坚那里被破坏得无踪无影，诗歌阅读的可能性丧失了，只剩词语洪水一样的泛滥，词语的尸体遍野漫山。
诗人杨黎，在“非非”主义旗帜的包装下，他闪着光泽，显得高大无比。“一张是红桃K/另外两张/反扣在沙漠上/看不出是什么/三张纸牌都很新/它们的间隔并不算远/却永远保持着距离/猛然看见/像是很随便的/被丢在那里/但仔细观察/又像精心安排/一张近点/一张远点/另一张当然不近不远/另一张是红桃K”，杨黎的《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当初被当作反文化反价值反意义的名篇来解读。作为一篇理论文章阐释它的思想时需要的例子，未尝不是好的角色，然而从一首诗的角度来考量，则皆属谬论！从诗的角度看，诗歌一旦诞生，必定衍生文化、价值、意义，理由很简单，因为诗歌是人的诗歌，是由人来阅读。人，有觉悟，文化生，有觉悟，价值生，有觉悟，意义生，至于有何文化、有何价值与意义，因人而异，人因觉悟而异。杨黎喊着“诗从语言开始”，却不知如何使用语言，关键是对语言没有觉悟，正因为对语言没有觉悟，所以他只能粗糙而简单地操作词语。“小马河/ 没有名字/ 这个名字 /是我随便叫的 /小马河 /靠近上海机场 /天上飞机 /移动的时候 /河里的鱼 /也在移动”，杨黎诗歌里基本上充满了这种调子。再看，“下雨了/打雷了/楼上的人/从窗户里/伸出了脑袋/看看上面/又看看下面/上面是天/雨就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下面是大地/楼房在雨中不动/树木在雨中/左右摇摆”，这些东西不是邻居家小学生写的记叙文或观察日记吗？讲词语“还原”可不是把汉语言抽去血脂水分，只剩光秃秃的皮包骨头，那不是把诗歌弄死了么！至此我们发现自己被一些诗歌理论蒙住眼睛好久了。然而历史终会毁烂非非那面旗帜；凡是旗帜，终有毁烂的一天。当未来新读者看到杨黎时，他真的只是一些咸鱼一样的东西，僵死的，干瘪的，毫无生气的“废话”。
诗人王家新，与西川等人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这一批诗人，因为大都具有世俗知识分子身份，而过分崇拜知识，妄图从人类已经生产的知识中吸取灵感，从经典尤其国外经典中攫取诗意。“我建筑了一个城堡/从一个滚石的梦中；我经历着审判/并被无端地判给了生活/我的乡村之夜踟躇不前；我的布拉格/自一个死者的记忆开始”，这是王家新诗歌《卡夫卡》开头，里面的词语城堡、审判、乡村之夜、布拉格等，皆取自卡夫卡的小说，在这首诗的其它句子里，同样充满了卡夫卡小说的意象词语，他试图用卡夫卡小说里的意象构建出一首诗的世界，这首诗比较能够反映出知识分子写作的模式倾向。然而王家新们的路线似乎是走错了，诗歌可不是知识，它可以反映出知识，知识也不是诗歌，但可以通过知识认识诗歌。从王家新《卡夫卡》里，我们看不到诗的东西，看到的是一大堆有关卡夫卡的知识，抽象的知识，看不到中国语言生动的形象，所以诗歌在王家新那里是死了的，只有西方的游魂在飘荡。更可笑的是王家新在《回答四十个问题》里，却如此大胆地说道：“我想，这即是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即只有从文学中才能产生文学，从诗歌中才能产生诗”，“一部文学史，无非就是文学自身的这种不断重写和变通。而一个诗人如果脱离了文学的这种“重写”或者说“被写”，他就不对文学构成意义”。这是多么可怕的言论！如果照这种思想蔓延下去，诗歌不死才怪。严羽早在反对宋朝江西诗派摒弃形象思维只注重知识学问与道理时就说过，“诗道亦在妙悟”，“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意思是说诗歌的要义不在知识学问的多少，不在抽象的道理，而在于心对世界的妙悟，在于个人的才能，在于形象与趣味。诗歌在于心悟，是第一义。从书本得来的，是推理出来的，是第二义，非第一义，自然得之皮毛而已。
诗人伊沙，受韩东、杨黎那一代人的影响，继续在误解诗歌的道路上狂奔。他被自我激起的粗俗感觉包围了，故作惊世骇俗之举，并无限膨胀。他粗糙地驱使着汉字词句，懂得句子与句子的分行，并懂得骂娘，以骂娘取悦他人。这也是由于一颗粗糙的失败而荒凉的心所致，而不是出于艺术上的需要而自觉进行粗糙荒凉手法的处理。“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做眉檐/眺望 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帐/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这首《车过黄河》被许多人津津乐道，还被拿到某国国际诗歌节上朗诵，无非是把黄河作为中华母亲的形象调侃了一番，除了发泄了一下、讨好一些人的叛逆心里、迎合一些人的阴暗思想外，我看不到汉语言的任何诗性所在，这种烂诗也拿到国际上去朗诵，除了是中国诗坛的悲哀外，也是国际诗坛的悲哀。汉诗在伊沙那里沦落为攻击时代弊端的工具，只是工具，只有讽刺功用。说到诗歌的功用问题，更在于它的精神熏染，然而既然作为诗歌，就有它的一定规则，规则首先是语言，语言是道门槛，先过语言这一关，再做它论。唐朝大诗人杜甫，可谓针砭时弊的典范，“朱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而杜甫是最讲究诗歌语言的诗人了，“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因为杜甫深知语言对于一首诗的绝对重要性，没有语言的诗是没有生命力的。再看伊沙，“大疫当前/病毒弥漫/让人揪心的是/每天都有人死/我的国家电视台/昨天播报的/一条新闻说/因防范及时/措施得当/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很/安全/安然无恙/活得挺好/不是没听见/但我很平和/主要是会算/这样一笔账/这些畜生的小命/确实比人的值钱”，这首《非典新闻》同样只有小聪明的牢骚。看伊沙的诗只能看写了什么内容，说了什么话，又在拿哪门子讥讽。既然摸不到诗的语言，不如像鲁迅那样写些杂文，反而于民于国有利，抱着诗歌，只能空忙一番。
诗人赵丽华，我们不能说她写诗时不真诚，也不能说其对诗的态度不严肃，但就其写作来说，摸到诗毛，感觉滑溜舒服，误以为是诗。“月亮升起来了/这个过程没有被我看到/我看到月亮的时候/它已经挂在那儿了”，“月亮升起来了/月亮不是被人吊上去的/它看起来很从容/一点也不急/一点也不累/一点也不勉强/一点也不造作/一点也不煽情/一点也不难过”，赵丽华可能感觉到了诗意，然而语言呈现不出来，起点太低，用词太穷，结果面目全非。再看，《这里面没有暗示、暧昧或者阴郁的成分》，“有风/从下过雨的地方/送过来/下过雨的地方/是凉爽的/没有下过雨的地方/是热的/下过雨的地方/把凉爽送给/没有下过雨的地方/同样/没有下过雨的地方/把热送给/下过雨的地方/我说的不是绕口令/不是天气预报/也不是平均主义的解说词”，单调、乏味、肤浅，缺少诗性开发，汉语诗歌变成这样是没有面子的，新诗九十年了，没有进步嘛。
诗歌从北岛到韩东到伊沙再到沈浩波再到徐乡愁，这一条路线的确是向下滑落的。后者总是先以前者为楷模，弓着身子，然后瞅其漏洞，出其不意打出自己的旗号，呱呱一阵乱叫，俨然后来居上。岂不知前者弱，学之更弱，不免让人一番慨叹！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道：“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此说可作医治今日诗坛之良药，觉醒今日诗人之狮吼！今日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者，太多了，放眼诗坛，黑压压一大片。所以诗坛内外皆有人惊呼：诗歌死了！也惹出了网上“恶搞诗人赵丽华”、“少年作家韩寒炮轰现代诗坛”等新闻事件。那么诗歌怎么会死了？诗歌是精神形态，精神依赖于物质显现，所以只有人死了，诗歌才会死。关键在人，在诗人本身的问题。如果诗人们一味追求名利，追求世俗刺激，玩弄诗歌形式，惧难贪易，畏高就低，心灵堕落，后来者继续熏染，那么诗歌离死真的就不远了。
对于整个诗坛来说，目前滑落的只是一部分诗人，一条路线，但也足以证明今日诗坛之纷乱，写作之疾病。舞台上热闹的，锣鼓敲得响的，往往是时间的灰尘，时间之屎，不一定是真诗人、真写作者。真诗人往往是沉默的，真写作者只埋头写作，偶尔抬头望路。新诗毕竟历史太短，年龄不过儿童，跌跌撞撞在所难免，咿呀学语难免，患上感冒热症难免。然而新诗是新生命，自有其顽强的生命力，自有其茁壮成熟的时候，历史自有它的规律和安排。所谓“诗歌死了”的话，乃悲观之说，只看到现象，没看到潜隐的生命力，只看到地表荆棘乱舞，没看见地下大树之根的有力蔓延。自古道：乱世出英雄。在今天诗歌派别林立、诗阀割据的纷乱局面里，真就有英雄豪杰之士，巍然独立，浑然不觉地承担了新诗发育成长的历史使命。安庆余怒，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
当我们的诗人对汉语言，我们的母语，有了真正觉悟的时候，新诗的诞生才算真正开始。前面对新诗作儿童般的譬喻是假借虚待的。新诗从一开始就是从西方文明借腹孕育，借乳喂食，借魂行走的。有人说，怎么会呢，我看到的明明是中国的诗嘛。我要说你看到的只是中国的文字！新诗七八十年间，哪有中国的诗歌？何谓中国诗歌？必定是具备中国的语言、中国的精神、中国的内在气质、中国的词语结构、中国的话语方式、中国的姿态、东方的哲学思维的才可以称为中国诗歌。再看一看，哪里有呢？什么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是偷来的，抄袭来的，模仿来的，借来的！这些方式也不要紧，要紧的是拿了人家的东西后赶紧消化，赶紧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赶紧受到启发，进行新的创造，然而鲜有人如此，大家都成了懒汉，都成了拿来主义的能手，糊弄糊弄，为什么呀？因为容易，而且有名有利。佛教尤其讲究体悟，佛学知识再丰富，佛法讲得再好，祖师的诗偈背得再顺溜，如果你没有亲自体悟到，你只能算是门外汉，嘴上说的佛法都不是自己的，那是佛陀与祖师的，只有亲自体悟到的佛法，才属于自己的。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也是这样。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