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在201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富士康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向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提问：“政府将如何鼓励和奖励高端制造业人才下基层？”他以富士康举例，富士康最近希望征集近两万名大学生下工厂，结果发现，学校教育跟实际市场有很大的差距，大学生动手能力普遍不强。同时，富士康拥有6万名模具基础工人，而现在都是用大数据、云计算参与模具制造。
平心而论，郭台铭董事长提出的问题是老生常谈。这些年，“大学生结构性失业”“就业难”“用工荒”“鸳鸯火锅”早已成为新闻报道的热点。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我们并不缺乏深度的分析和反思，诸如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相脱节、产教融合不深入、企业主动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政府相关政策不到位、用人单位和社会“唯学历”的文化氛围、技能型人才社会地位不高、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滞后性等原因不一而足。
正因为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近几年的全国两会，到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无不体现出对“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引导一部分地方性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中国制造2025、工匠精神等逐渐深入普通百姓的心中。
然而，也正如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所回应的那样，“我想郭先生还得给一点时间，我们逐渐把这个短板补起来。”一方面，整个社会对于人才观念的转变，还需要时间逐步扭转，“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尚需要辅之以人事制度改革、就业市场“唯学历”风向的转变，让考生主动选择职业教育、做工人、下基层，也有待于思想观念的转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的提高；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体系改革、高等院校转型、专业内涵建设并不能一蹴而就，将相关政策、文件真正落地生根，也需要时间，也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
笔者以为，郭台铭董事长的一番反问，不应只是代表企业，将问题简单地抛给了政府和学校两方，也不能忽视企业自身在人才培养上应当承担的责任。2016年，在某次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会上，一位地方高校校长就曾坦言，他太了解中国式的校企合作了，很多协议大多在糊弄人，许多企业对教育实际投入很少，兴趣只在于“廉价”劳动力。长久以来，企业在缺乏相关制度、行业协会的约束之下，仅仅出于利益需求，缺乏和学校谋求合作的主动性，双赢的局面往往只是学校单方面的“一厢情愿”，最终导致学校抱怨企业合作的热情不高，而企业抱怨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直接上岗，企业更希望坐享其成，以降低用人成本。
没有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是无法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一者，高校专业设置和内涵建设的相对稳定性，相较于社会需求的易变性而言，总归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唯有企业最清楚，企业应占据人才培养的主导地位，通过和学校深度合作，建立更多的“行业学院”“订单班”等，为人才出口把关，此外，一流的技术人才需要配备一流的职业教师队伍，高校师资队伍需要借助行业、企业专家的参与，共同探索学徒制、导师制，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开设专业课程，以保证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之间高度地契合；二者，高级技能型人才都是在走上企业岗位之后逐步历练成长起来的，这就需要企业给予职工更多提升和进步的机会、条件，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合理的管理、评价和激励机制。同时，企业为了长远和健康发展，对职工不能采取“只管用，不管学”的短视行为，主动开展职工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企业责无旁贷。
培养企业需求的技能型人才，既是教育问题，也牵涉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用人制度等诸多方面，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理应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于政府而言，更要扮演好中间人的角色，为企业和学校搭建沟通和合作的桥梁，需要在财政支持、政策引导、人才引进、产业扶持、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企业参与合作的主动性等多方面加强推进。假以时日，才能真正扭转当下人才需求“脱节”的尴尬局面。
